保罗·沃尔福威茨简历

沃尔福威茨1973年进入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工作，先后任署长特别助理、助理署长帮办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特别助理等要职；1977年进入国防部任部长帮办。上世纪80年代末期，沃尔福威茨出任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卸任后，沃尔福威茨从1989年到1993年出任国防部负责决策的副部长，1994年开始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院长。沃尔福威茨2001年2月再次出任国防部副部长。

他被认为是布什政府中“鹰派”的核心人物，是美国军事政策的决策人物之一。2005年3月16日，布什总统提名沃尔福威茨接替沃尔芬森任世界银行新行长，立即遭到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批评。面对外界的质疑与反对，沃尔福威茨并不一味回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和会见世界银行董事时均表示，如果提名获得认可，他“肯定不会把美国的日程表强加给世界银行”，并承诺“将充满热诚地”投入发展和消除贫困的事业。

美国对世界银行的重要决策拥有很强的影响力，美国总统提名的行长人选通常能获得批准。3月31日，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批准由沃尔福威茨出任世界银行新任行长，同年6月1日沃尔福威茨正式任职。

新保守主义旗手

1943年12月，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D. Wolfowitz）出生于纽约市一个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犹太家庭。他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是康奈尔大学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1920年从华沙逃往纽约，而他父亲家庭中其它人则在纳粹大屠杀中消失。这些家庭创伤造成他父亲生活在一个残暴阴影笼罩的世界里，这些均对年轻的保罗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父亲雅各布一度为解放苏联犹太人而奋斗过，是以色列国的强大支持者，并在以色列有许多朋友和仰慕者。14岁的时候，他曾随父亲到以色列海港城市海法交流访问，在那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而他的姐姐则远嫁并移民到以色列。由于深受父亲的强烈影响，沃尔福威茨的世界观与其说是在越南丛林或国会走廊中形成不如说由其家族史和学术界大厅里塑造。他对此曾直言不讳:对二战时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已形成了他的许多看法。在美国政坛上，他与他父亲一样是“充满热情的以色列拥护者”。这也同样是这位说话温和的、先前志向是当数学家，后来立志转变为政府决策人的根本原因。

’1961年，沃尔福威茨获得康乃尔大学全额奖学金，他“子承父业”主修数学和化学。然而，保守的政治学家艾伦·布鲁姆1963年也来到康乃尔大学担任导师。他强调政治制度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性，对沃氏的政治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年，他在华盛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为工作和自由的大游行。在国外约翰·赫讲授的广岛事件再次深深感动他。这最终导致他转向政治学，因为他认为学习政治，他可以防止核战争。1965年他获得数学和化学学士学位，然后前往国会预算局担任管理实习生。由于对政治依然不能释怀，于是他不顾父亲反对，去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

1972年他从那里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素有“新保守主义思维温床”之称。在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沃尔福威茨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政治老师、新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里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芝大强硬保守战略思想之父艾伯特·沃尔斯特得(Albert Wohlstetter)。1970年至1973年，沃尔福威茨曾在耶鲁大学任讲师和助理教授。但他不会让自己的思想仅仅停留于三尺讲台，1973年，沃氏毅然离开耶鲁来到华盛顿，任职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开始了其从政生涯。在这里，先后任署长特别助理、助理署长帮办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特别助理等要职。

1977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执政期间，为了扩大自己军事方面的经验，沃尔福威茨转移到五角大楼，因为沃尔福威茨认为“防止核战争最重要的是阻止常规战争。”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国防工作“新手”的沃氏就曾召集保守派反对与当时的苏联缓和关系。进入政坛早期，他就以敏捷的思维和精确的分析能力深受白宫赏识。他不仅有着过人的智慧，更常常一天工作18个小时。

伊战设计师

早在1979年，沃尔福威茨便成功地预见了伊拉克可能将入侵科威特并威胁沙特阿拉伯。他指出：“伊拉克在波斯湾地区军事上卓越”，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展势态”，因为它的“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反西方的态度”、“对苏联军售的依赖”和其“挑起与当地其他国家的事端的意愿”。他结论是:“伊拉克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目前当地温和政权迁就它”，“伊拉克可能在未来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付诸如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为了对抗这些威胁，他认为美国必须“能够保卫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我们自己的利益，反对伊拉克入侵或炫耀武力”，这样美国就必须明确其“能力和承诺，以平衡伊拉克的力量”，这就要求“提高美国力量的可见性。”就这样，伊拉克问题在沃氏的生涯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出现。

12年后，美军在海湾地区的“沙漠风暴”行动证实了他的预见。海湾战争时期，国防部副部长的他为战争筹集了500亿美元的战争资金。在当时，他曾强烈反对让萨达姆继续掌权，但老布什拒绝了他的建议。克林顿政府时期，沃氏又游说美国政府为伊拉克流亡者支持的伊游击武装提供武器、训练和空中掩护，同样遭到拒绝。作为精通国际事务的专家，沃氏可能是对“9·11”事件最不感到意外的美国人。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天，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声称，把伊拉克纳入议事日程为时尚早。而他却认为，伊拉克位于威胁的中心。

为此，正是“9·11”事件成就了他——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防部副部长，此时的他可为此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为达到目的而采取军事打击的手段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必须从根上抓住威胁自身安全的事物。就是这种坚定信念始终推动着他。为此在入侵前，沃氏绞尽脑汁地想出了一个将伊拉克战争推销给所有有疑虑的政府人员以及普通民众的计划。正如他后来所澄清说的那样:“由于官僚原因，我们决定把问题焦点集中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因为这正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理由。”本来找到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作及提供攻击理由会落到情报机构的头上，但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相信，“如让现有安全机构发挥作用，他们会太官僚和思想太传统。

 因此他们索性成立了后来一个八、九个分析家在美国国防部新组成的“特别计划办公室”（OSP，即Office of Special Plans，以下简称“特办”）。他们在华盛顿被称为“密谋集团”（cabal），甚至直接被称作“沃尔福威茨密谋”。据一份五角大楼不具名资料显示，该办公室的目的设立是为沃氏和他的上司——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找到可以真实证明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而且伊拉克拥有巨大的化学、生物军火库，甚至可能拥有威胁本地区，且可能威胁美国的核武器的证据。在沃氏强势主导下，几个月内成立的“特办”最终击败了中央情报局（CIA）和五角大楼的国防情报局（DIA）。“特办”依赖其他情报机构的数据收集以及伊拉克国民大会（Iraqi National Congress），也就是艾哈迈德沙拉比为首的流亡集团提供的资料。而中央情报局早在90年代中期就质疑对沙拉比的可靠性并已停止了资助。由于当局与萨达姆冲突加剧，在“特办”的主持下，沙拉比在五角大楼内部密室受到欢迎，沃氏看到没有任何能挑战沙拉比的信息。尽管“特办”的行动已导致了布什政府“操纵情报”，以影响国会授权使用的《战争权力法》的指责。但这样的论据仍然奏效。当局持续不断地将焦点集中在侯赛因政权长期参与国际恐怖组织和卷入目前在伊拉克占据优势的扎卡维基地组织。

这样就为攻击伊拉克编织了一个“充足的”借口。沃尔福威茨设想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策略是“使用空中支援，并占领了伊拉克南部的地面部队，建立一个由艾哈迈德·沙拉比的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的新政府。伊拉克战争于2003年3月19日开始后，沃氏自信地告诉美国国会：这项行动将只需要最低限度的部队部署，因为在伊拉克“炫耀任何反抗萨达姆的武力会立即引发叛乱的迅速扩大，财政支出也将保持在低水平。根据这项计划，美军将控制在南部地区、巴士拉附近的油田，然后出售石油以资助反对派。他坚信伊拉克人“会把我们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尽管战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埃里克·新关（Eric K. Shinseki）将军在国会作证时，曾估计伊拉克战后维和任务将需要“数十万”美军部队。可新关将军作证两天后，沃氏于2003年2月27日对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说: 已有不少的评论，有些很古怪。比如说什么战后伊拉克可能需要数十万美军提供稳定。反驳了新关的估计，数字太高了。他说很难想象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提供稳定的军力数量会超过战争本身及抓获萨达姆军队和安全部队的兵力人数。

对此颇具讽刺的是，2003年10月26日，在伊拉克巴格达，住在拉希德饭店的沃尔福威茨险遭攻击，当时有6枚火箭坠落在他楼下的房间，炸飞了的窗户和门框。一名陆军中校被炸死，17士兵受伤。沃氏和他的国防部工作人员死里逃生，两天后返回美国。随着伊战进入胶着状态，伊拉克陷入无止境的冲突之中，白宫倍受压力。随着伊拉克局势恶化，沃尔福威茨在五角大楼的仕途也走到终点，无望升职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为了避避风头，布什总统只好让沃氏换个工作到世行。然而“伊战设计师”的称号一直跟随着沃尔福威茨。

世行行长保卫战

在经过几个月的抗争后，沃氏还是没有赢得信任，只好宣布辞职。事情的导火索是“女友门”。然而，这只是导火索，真正导致沃氏无奈离去的以下几点原因值得注意。首先是世行管理不善。世界银行是全球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每年共有约900亿美元的援助预算。世行拥有约1万名雇员，以及成千上万个各自对几十个捐资国政府负责的承包商，而这些捐资国的政治和经济考虑往往存在冲突。此外，就世行的使命而言，可谓各式各样、错综复杂，包括消除贫困、推进性别平等、减少疾病、扶持农业、私有化、建设大坝、资助小额信贷等，其结果就是世行的使命缺乏重点。世行运作模式上缺乏透明度和问责，也缺乏开展众多政府项目的能力。尽管世行在过去几年里进行了大量改革，由此导致的行内、行外的诸多不满，“女友门”只不过是个“引信”而已。其次是个人作风。世行184个成员国是其股东，拥有最终决策权。每个成员国委任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来行使其职责。

理事通常由财政部长或计划部长等官员担任，并在每年秋季召开一次世界银行年会。理事会可授权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执行理事会代行各项职权。拥有股份最多的5个国家--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各任命一名执行董事，其他成员国分别由经过各国分组（或选区）选举出的19名执行董事代表。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部分国家形成单一国家选区，而其他国家联合成多国选区。这24名执行董事通常每周开两次会来监督管理世界银行的业务。作为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负责世行日常运作，世行贷款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的世行董事会手里。沃尔福威茨却无视董事会，常常独断专行。一名世行高官则对BBC记者描述了他的独断：“他很礼貌地听你的意见，但随后的行动却与你的建议相反。”

世行前首席法律顾问、秘鲁政府前总理罗伯托·达尼诺曾建议沃氏将其女友丽扎在世行的去留和待遇一事交由专门部门处理，遭到沃氏断然拒绝。达尼诺去年被沃氏说成“不称职”而被迫辞职。达尼诺总结说:“沃尔福威茨以为，任何反对他的人不是不称职就是腐败。”所以力促沃氏辞职的世行调查小组负责人赫尔曼·维杰贾夫尔斯说：“如果他是一名好领导，这件事不会闹这么大。”再者是内部人事问题上的争议。在沃尔福威茨到任前，世行已雇请专业公司挑选机构诚信部主任候选人，圈定9人进入最后名单。谁知，他把9人一律否定，他亲自任命与美国共和党关系密切的苏珊娜·福尔松出任世行机构诚信部主任，负责调查世行项目中的欺诈和腐败现象以及雇员渎职行为。

另外在挑选高级助手方面，沃氏同样任人唯亲，他没有像前任一样关照世行内部雇员，也未征询人力资源部门高级官员，就将在美国政府工作的两位朋友罗宾·克利夫兰(Robin Cleveland)和凯文·凯勒姆斯(Kevin Kellems)调到世行充当自己的顾问，直接向世行高级官员发号施令。这两人曾深深卷入伊战政策制定工作，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否要把世行变成小美国政府。结果导致世行内外的强力反弹。世行职员向《华盛顿邮报》透露“女友门”消息导致此次东窗事发。世行42名官员联名要求沃氏辞职，7000名世行职员表示坚决支持欧盟代表集体“逼宫”，法国甚至称，如沃氏不辞职，法将减少对世行的捐款。最后是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世界银行的行长按照传统由拥有股份最多的国家即美国的公民担任，行长担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任期为5年，可以连任。沃氏就职时，美联社曾对此评论说，这是为“让布什政府能够在这个拥有1万多名雇员的大银行中贯彻自己的意志。”

“女友门”丑闻披露后，白宫一味庇护，对沃氏又是“力挺”，又是“钦佩”。美国以为它对世行拥有16%以上的投票权，拥有“一票独大”的地位，可以使沃氏轻松过关。没想到来自世行和欧盟内部的压力如此之大，他仍不得不辞职。这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领导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更深层看，这也更多地折射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在世行“一票独大”的局面强烈不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渴望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这又表明世行内部矛盾并非一般性的歧见，而是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尽管布什新提名的佐利克得到了法国、德国、加拿大以及巴西等国的支持，这表明美国的世行行长保卫战获得初步胜利，但佐利克的任职仍不可能一帆风顺，世行面临的改革及挑战也只会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