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生平　　

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Jeno Saul Friedman，母亲是Sarah Ethel Landau（1892-?），两人从奥匈帝国（今乌克兰一带）来到美国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弗里德曼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个姐姐包括：Tillie F. Friedman (1919-?)、Helen Friedman (1920-?)、以及Ruth Friedman (1921-?)。在高中时，弗里德曼父亲逝世后，举家搬到新泽西州的罗威市（Rahway）。　　

他16岁前完成高中，凭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1933年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上第一堂经济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罗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生不渝。弗里德曼曾说他的作品无一不给罗斯审阅，更笑言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罗斯是唯一胆跟他辩论的人。当弗里德曼病逝时，罗斯说：“我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了。”　　

毕业后，他曾为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画。辗转间他到哥伦比亚继续修读经济学，研究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返回芝加哥后，获Henry Schultz聘任为研究助理，协助完成《需求理求及计算》论文。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他1940年曾完成一书，指医生的垄断局面导致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牙医，引起局方争议，令该书要在战后始能出版。

弗里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了一小段时间，但由于在经济学系里碰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阻挠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门工作。　　

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并且也确实协助推广了预扣所得税制度。43至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组，为武器设计、战略及冶金实验分析数据。1945年，他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到明尼苏达大学任职，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颁发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在他的自传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时，“当时我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随著时间过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加哥大学成立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在经济史论家Anna Schwartz的协助下，发表《美国货币史》鸿文。当时他挑战主张凯恩斯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他任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逾30年，力倡自由主义经济，并与徒弟徒孙，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　　

不过，他通常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他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著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后来他在2006年说道：“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76年，在这30年里他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形塑成一个紧密而完整的经济学派，被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53-5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任教。从1977年开始弗里德曼也加入了史丹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弗里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加里·贝克尔形容，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他亦是极出色的演说家，能随时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形容佛老思考快如闪电，据说辩论从未输过。“无人敢说辩赢了他，因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　　

弗里德曼是学术世家。他妻子罗斯是经济学家，其妻兄长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学声望显赫的法律学教授。弗里德曼育有两名子女，包括女儿珍尼·弗里德曼及大卫·弗里德曼，大卫本身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学说的重要学者。大卫的儿子Patri毕业于史丹福大学，2006年时在Google任职。　　

他于2006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三蕃市家中因心脏病发引致衰竭逝世。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主张

站在凯恩斯的对面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曾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闻名于世；二战后，西方社会20余年的经济繁荣更让凯恩斯思想大放异彩。但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主要创始人的货币学派打着对抗“凯恩斯革命”的旗号诞生了。　　

弗里德曼的理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坚持经济自由，强调货币作用。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弗里德曼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只是因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相对缓慢，所以要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可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如果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荡。　　

他还强劲地攻击凯恩斯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弗里德曼认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

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为货币学派带来了大展宏图的历史机遇。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终于给西方经济带来了恶果。70年代之后，各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下来，赤字越来越大，失业越来越多，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在这种经济形势下，经过10多年发展起来的货币学派选择了通货膨胀为主要靶子，提出了以稳定货币、反对通货膨胀为中心内容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完全归到了政府的身上。“没有一个政府肯于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即使不是很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政府官员往往寻找各种借口，把责任推诿给贪婪的企业家、刚性的工会、挥霍无度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以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理由。无疑，企业家是贪婪的，工会也有刚性，消费者并不节约，阿拉伯酋长提高了石油价格，天气往往不正常，然而所有这些只能提高个别商品的价格，并不能使一般物价普遍提高。”　　

弗里德曼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惟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控制货币增长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由于这些政策主张顺应了西方经济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因此赢得了许多的赞同者和追随者，并且得到官方的特别赏识。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货币学派提出的制定一种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作为主要项目；瑞士、日本等被认为是“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自称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实行了货币学派的“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政策。货币学派一时声誉鹊起，被普遍看作凯恩斯学派之后的替代者，弗里德曼更是被称为“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负罪”的获奖人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颁奖典礼上，当他从座位上起立以便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一位观众突然举起“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站起来进行抗议，大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会场一阵骚乱。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智利的军事政变说起。20世纪70年代，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是社会党人，上台后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些政策引起智利国内经济倒退与混乱。皮诺切特上台后开始用强力手段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改革方案是由萨克斯等一批美国青年经济学家策划的，这些人中不少曾受教于弗里德曼。这种经济转型引起智利国内失业与贫穷现象严重，遭到左翼人士反对，皮诺切特对他们实施镇压，国内矛盾激化。于是，一些人指责弗里德曼同智利问题有牵连，设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则把弗里德曼称为“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有罪责的经济学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颁奖典礼上的抗议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颁奖典礼上的尴尬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弗里德曼经济政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影响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运行无处不渗透着弗里德曼的思想与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智利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成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也降了下来。　　

然而，事情的两面性再一次出现：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22%降到1984年的4%的同时，失业人数从100万上升到300万；同出一辙，1979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分别为12.7%和5.9%，4年后，这两个数据变为3.2%和7.6%。物价降下来了，但人们却又承受着失业的痛苦。“坚持！”这是弗里德曼始终如一的信条。于是，奇迹出现了：1993年～2000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8年的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

米尔顿·弗里德曼三次对中国的访问　　

用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其夫人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1980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这时的中国，改革的进程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是知道过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弗里德曼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文革的好话。但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比如，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不仅仅是由于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主要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同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　　

在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客人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开始快速发展。客人在中国已经可以享受到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服务。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时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1988年有所不同。政府开始强调日本韩国式的对经济的控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弗里德曼显然无法同意这一点。但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尽量地吸收外界知识了。但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观点这时倒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场制度，还是尝试一条 “第三条道路”？这个已被弗里德曼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困扰中国多年。　　

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重要著作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 1867年一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Anna Jacobson Schwartz）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