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的麦克米伦缺口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深受困扰的英国政府为找到摆脱危机的办法，指派以国会议员麦克米伦为首的“金融产业委员会”调查英国金融业和工商业。两年后该委员会在向国会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英国金融制度中，中小企业在筹措必需的长期资金时尽管有担保，但仍然存在融资难现象，建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以拯救当前深重的经济危机。此后，人们将金融制度中存在的对中小企业融资壁垒现象称为“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 Gap)“麦克米伦缺口”认为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金缺口，即资金的供给方不愿意以中小企业所要求的条件提供资金。后来金融学中的“信息非对称”理论是对“麦克米伦缺口”有过系统的论证。在金融体制中，“麦克米伦缺口”实质上是一种市场失灵，表现为“权益资本融资”和“债务资本融资”双缺口。虽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金融体系中存在着的中小企业融资壁垒问题就有所认识，西方国家也在着力组建相当数量的中小金融机构，完善了相应的金融体系，用来弥补“麦克米伦缺口”，但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麦克米伦缺口”依然大量存在，中小企业长期资金供给不足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大体如下：企业主自身储蓄占45%，亲友间融资13%，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融资占29%，由政府主导的中小企业管理局提供的直接贷款占1%，证券融资占4%。从这个融资结构中不难看出，美国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大部分来自家族成员内部，外源性融资较少。现实的情况是，美国中小企业要想获得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必须比大企业多支付3到6个百分点的成本。即便如此，中小企业从商业信贷中获得的资金每家每年平均起来也不到100美元。相关的资料显示，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与美国相差无几。这表明，西方国家近年来由于金融业的发达，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视，“麦克米伦缺口”现象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麦克米伦缺口”依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的麦克米伦缺口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存在“麦克米伦缺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民营经济阵营不断壮大，“麦克米伦缺口”逐步显现。特别是1990年以来，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成长迅猛，“麦克米伦缺口”才愈加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积累，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二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般只向中小企业提供流动资金以及固定资产更新资金，绝少提供长期信贷，对创业之初的中小企业更是无人问津；三是亲友间借贷、职工内部集资以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民间信用体系的欠缺致使金融风险无处不在；四是越往下融资渠道越狭窄，县级以下的以中小企业遭遇到的融资困难最为明显。最近三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加大货币供应量，新增贷款屡创新高，应当说金融市场的资金十分充裕。但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大量资金还是流向了大型企业和大中型项目工程，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嗷嗷待哺、而众多大企业钱花不完的奇特现象，“麦克米伦缺口”十分突出。

中国麦克米伦缺口的成因分析　　

造成“麦克米伦缺口”如此突出的原因，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从中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和金融资源配置来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并非市场选择，而是政府高度控制金融市场的结果。首先，现行金融体系从构建框架上就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拒之门外。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架构，自创建之初就严重忽视了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虽屡经调整仍难以降低身价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央行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在200万人民币以下，就很难获得四大商业银行的支持。其次，商业银行层次、职能划分不清，造成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无人问津。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后，陆续组建城市信用合作社、股份制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初衷是不同类型的银行服务不同层次的经济实体，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弃中小企业而不顾，直奔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去。许多商业银行更是追求现代化大银行目标，客观上也阻塞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通道。再次，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阻断了金融资源向中小企业的配置。中国金融实行分业监管、高比例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总规模控制、贷款发放标准苛刻，这些政策因素让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越来越远。简而言之，具有典型政府主导特征的金融体系，使得“麦克米伦缺口”呈现总体放大趋势，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难以从这种体系中得到突破。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过高，存在一些技术层面的原因。第一，信息不对称。与相对成熟的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各项信息不是很透明，这是中小企业在现实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在金融机构而言，中小企业还本付息能力主要由将来的盈利状况和现金流决定，而这些情况必须依靠企业的透明才能获取，在中小企业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实际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其冒险，不如避开，其结果就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第二，金融机构的潜在损益不对等。如前所述，中小企业还本付息能力由盈利状况决定，如果企业发展不好，银行可能本利俱损；即使企业发展良好，银行也只能按事先约定的利息收取回报。银行潜在的最大损失可以是全部贷款，最大收益也就是利息。在潜在损益不对等的情况下，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热情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太高。第三，抵押物缺乏。银行为了弥补上述不对等，信贷时就会要求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抵押品。然而，中小企业实物资产少，普遍缺少抵押品，也极少有法人机构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加上担保手续繁琐，信用担保机构又缺乏统一的市场准入管理，致使中小企业融资活动难上加难。第四，金融机构信贷手段单一。为规避信贷风险，金融机构纷纷强化内控制度，但普遍缺乏开展信贷营销的技术手段和激励机制，只是简单地采取以抵押担保为主的信贷配给手段，不注重培育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凡此种种，叠加构成了“麦克米伦缺口”，阻断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编辑]治理麦克米伦缺口的现实意义　　

客观地说，“麦克米伦缺口”的中国式治理，还略为粗糙，因而目前谈论其长远意义还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的是，治理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麦克米伦缺口”缩减明显。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式治理的现实意义不容低估。　　

第一，“麦克米伦缺口”的中国式治理加速了中小企业的成长，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全国6000万左右的中小企业贡献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75%左右的就业机会，并且创造了50%左右的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中小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益毋庸置疑，健康高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具备宏观经济效益的中小企业却在信贷市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中小企业所获信贷资金仅占银行贷款总量的32%，与其经济贡献率相差甚远。“麦克米伦缺口”的中国式治理在初步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同时，也为最终解决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金融成本的冲突指明了方向。　　第二，“麦克米伦缺口”的中国式治理有效地消除了“地下金融”的隐患。“地下金融”在中国尤其是江浙一带由来已久。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抬会”、“钱背”等，依赖非市场的社会关系，缺乏规范信贷合同，逃避金融监管部门督查，毫无引导和疏通机制，不但极易酿成金融灾难，还会引发社会风险。“麦克米伦缺口”的中国式治理，使得相当一部分地下金融交易转变为规范的存贷款业务，有效地排挤了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运行，便利了社会信用总量的合理控制，有利于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的规范，化解了政府对“地下金融”的担忧。近年来，“地下金融”总体呈下降趋势，私人钱庄基本消失，大规模“抬会”活动失去市场，这与民营商业银行吸纳了大量民间资金、中小企业融资得到银行有力支持是相呼应的。　　

第三，“麦克米伦缺口”的中国式治理迈出了中国金融业挑战世界性难题的步伐。“麦克米伦缺口”一直是世界性难题。从其被提出直至今天，全球范围内的众多金融机构都在为破解这一难题而不遗余力。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美国目前有9000多家地区性中小银行，连同由政府主导的中小企业局，以及互助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金融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日本设有信贷协会、信用组合、互助银行、劳动银行等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在日本农村，还有由政府支持、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农协金融信用补金制度，农业共济保险制度等。在孟加拉、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发展中国家，都有众多农村小额信贷银行。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孟加拉人尤努斯，1983年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获得巨大成功，并因此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麦克米伦缺口”的中国式治理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正式跨入了小金融服务行列，向世界性难题发起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