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乔启明，农村社会学家、农业推广专家。抗日战争时期及其前后，在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创设农业推广实验县，对巩固与发展后方农业生产，功不可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农业金融和农业教育工作，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等。
个人简历
1897年12月28日 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
1924年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24—1932年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
1932—1933年 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获农业经济硕士学位。
1934—1941年 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
1938—1941年 兼任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
1942—1943年 任农产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
1943—1949年 任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
1949—1958年 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局副局长。
1958—1970年 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 病逝，终年73岁。
详细历程
早期
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农历12月初五）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侯村。早年丧父，由长兄乔禊亭抚育成长就学。当时晋南农村社会风气闭塞，而乔禊亭在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且参加同盟会。乔启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费保送他和另外13名山西籍学生到南京金陵大学农科肄业。其中有4名成绩优良毕业后留校任教，乔启明即其中之一。
当时，美国洛氏基金会出资委托金陵大学启动“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由美籍教授卜凯主持。乔启明有幸成为项目组成员，担任调查部主任。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率领调查队赴陕西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当时军阀割据，匪盗横行，农村更是落后贫困，动荡不安。乔启明和调查队在调查过程中，曾遭遇土匪劫车，险象环生，所幸人员和资料安然脱险。乔启明根据此次调查，完成了著作《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可谓这方面领域的开山之作。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严谨缜密的论述，对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的利用配置状况、农作物的分布及产量水平等等，均作了客观如实的反映，并对如何更好地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价值，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此项研究成果，深得学术界好评。乔氏的理论观点，后来逐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学术流派。
1931年，乔启明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村经济学。他已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实践，所以学习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学业可谓突飞猛进，终于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
乔启明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学人才奇缺，自己既然学有所成，就应回国出力。于是，毅然离美回国，在母校金陵大学担任农村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学界的权威，他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为祖国培养大批农村经济学人才的同时，他还在离南京不远的安徽和县设立农业经济实验区，以贯彻落实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金陵大学迁至四川。他又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设立另一个实验区。他不是个政治家，当时没想用革命的手段去改变一切，而是想用改良的手段去促使中国农村的进步发展。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其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不应对他苛求什么。而他那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更是应该大大提倡和赞许的。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在该校任教时创建的，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建系之初，人手很少。乔启明于1924年夏毕业，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因为乔启明青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目睹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社会风俗沿习于近亲缔姻，早婚多育；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现象感触甚深，在金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研究。
1932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资送乔启明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在此之前，他除参加卜凯主持全国性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外，还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省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4省8县11个地区等4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
1925年，他在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省宿县对租佃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从美国回来以后，进行豫、鄂、皖、赣四省租佃制度调查；抗日战争期间又在他的指导之下，对四川一些县份进行租佃制度调查。他以中文或英文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1935年日本进步学者泽村康博干教授曾向当时留学日本的罗俊（农业经济学家）推荐《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并说这是一本实地调查的好书。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充实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又是后来在他的理论专著中的重要论据。
根据两个实验区的探索成果，乔启明又推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影响甚大，曾被许多农业院校采用作为教材。
四十年代
1941年，乔启明经历了人生道路的一次转折。他辞去教职，应国民政府经济部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穆藕初（著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之邀，担任该会副主任委员。两年后穆氏去世，乔启明又担任该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党统治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工作。他还曾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长等职。当“官”以后，他算是大开了眼界。
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内战政策，已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严重损伤而濒临破产边缘；单靠他所主持的这一支弱小的农业技术推广力量和一点微薄的农业信贷资金，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他对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产生了怀疑，而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要有更大的社会动力——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中共党员罗俊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谈到乔启明到中国农民银行任职之事，周恩来表示“乔是正派学者，有爱国民主思想，应该团结争取。
同时认为农民银行是重要机构，在农村可以多少做些工作来支持抗战。”抗日战争后期，乔启明参加以许德珩为主要领导的、以进步教授为主体的“民主科学社”（“九三学社”前身），为争取民主和进步贡献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反蒋大同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工作和斗争。原来主张改良主义的他，此时已完全变成一个坚决拥护革命的爱国者。他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只有采用武装革命，推翻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人民的新政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才能彻底改变落后面貌，获得真正的发展进步。
全国解放前夕，乔启明留在上海，坚拒随中国农民银行撤往台湾，其夫人被迫先去广州，他亦安然不为所动，并劝信得过的同事坚守岗位。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总行领导对乔启明甚为器重，并有意接受他关于设立农业合作银行的建议，后因精简机构停顿下来。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他工作谨慎，胸怀开朗。“文化大革命”期间，夫人不幸去世，3个女儿又都不在身边，形单影只，生活孤独，1970年即与世长辞，享年73岁。生前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乔启明来到首都北京。党和政府很重视这位享有盛誉的资深学者，任命他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58年，他应山西省人民政府之邀，愉快地由北京返回山西，任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副院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为祖国和家乡的现代化建设效力，他自然是心情舒畅，干劲倍增。返晋以后，他还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三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成为山西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结合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
乔启明的第一项研究是农村社区制图。社区作为社会结构的纽结，国外社会学者多以此为研究基础。20年代乔启明即从事社区研究，这在我国是开创性的。他以经济、社会、教育及宗教分类制图，划分社区范围，研究改进农村居民的社会活动。《江苏江宁县尧化门社区制图》（《Mapping the Rural community of Yao Hua Men》）是他亲手完成的4个社区制图之一，于1924年12月用英文发表在《Chinese Recorder》上，金陵大学农学院又重印为第四号小册子并译为中文。这一研究报告详述了以寺庙为主的最大社区的农民花钱烧香拜佛的团体迷信活动。为了改进社区活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和农业教育系合作，建立了两个文娱中心。卜凯在其晚年所写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Nanking University》（由卢良俊译成中文题为《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曾提到乔启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常在文娱中心带领儿童游戏，有时放幻灯、电影同时供成人观看。这是乔启明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活动的开端，也为他以后致力于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组织事业打下基础。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是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30年代初乔自美归国后，即在金陵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两门课程，后来不断把编写的讲义修改更新，成为专著，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6年5月又在上海改版重新排印。该书强调经济（土地）基础，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结合作者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加以系统综合而写成。故书名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人口基础5章，经济（土地）基础4章，文化基础6章，农民生活和农村组织各2章。
乔启明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其立论中心是：“冀就个人观察研究之所得，彻底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人口之基础，进而论述组训农民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道”。他提出“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俾不致发生粮食问题”；治本方面要“适应世界潮流，针对国情需要，亟宜迟婚节育，以期提高人口素质，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俾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以上引文均见该书自序）在三四十年代乔启明的这些言论，今天读起来，还是感到相当中肯。
本书的人口基础是这一专著的核心。早在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我国人口增加的状况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专著中大量引用静态和动态人口统计，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组合、消长、迁徙，全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和质量低落问题，提出本标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措施。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并为排泄农村剩余人口之出路”，以及普及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颇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