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江苏镇江的杨怀定，是"文革"之前的初中毕业生，曾在上海铁合金厂当过工人，后来又当了仓库保管员。当时由于生活不富裕，他就和妻子悄悄地干起了第二职业。

他的妻子承包了浙江上虞一家乡镇企业的销售业务，他自己也在业余干点推销活儿。由于第二职业收入不错，慢慢竟然积攒起了2.9万元余款，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是个不小的数额。

于是老杨便出手大方起来，有时也买上几条外烟请厂里的工友们抽抽。不料这一来，却引起了工厂保卫科的注意。有一次由于他管的仓库被盗，人家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竟突然请他"谈话"，他惊呆了。

6天后，事情终于查清楚了，原来是别人干的。可是这事却深深地刺激、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杨怀定。他想：我对工厂这么负责、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

士为知己者死，不相信我，我就走！在提出辞职时，他写的第一篇经济论文《用活奖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被发表，厂里这时才发现他是一块"材料"，遂百般挽留，但为时已晚。

就这样，在人们一个人人想往国营大厂钻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却横下一条心，毅然辞职了。

这一天，是1988年4月21日。

"置于死地而后生"--没退路了，怎么办？

干个体户，他想过，但却又不甘心。他想读书想学习，"文革"十年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多么想挣一笔钱，第一，将他从40岁辞职到60岁退休这20年的工资挣回来；第二，将他60岁退休到以后和妻子度晚年、照顾儿子的钱挣回来；第三，将他读大学、买书的钱挣回来。但干个体户，能挣回来吗？他不敢相信。

于是，他钻进了最有名的上海图书馆，去念报纸，看看报上有什么致富信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的2万余元也在一天天地减少--毕竟是坐吃山空啊！但他还是坚持天天去看报、学习。突然有一天，他眼前一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一个讲话赫然映入眼帘：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国库券可以由死钱变活钱了，可以流通了！他立即想到了很多很多……

在南京路邮局买下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之后，他又兴冲冲地跑到上海一家大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一位西装笔挺、戴眼镜的研究员接待了他。当杨怀定问他"什么时候真正可以买卖国库券"时，研究员怔住了，"不行！买卖国库券是非法的！"杨百万笑了，心想："别看您西装革履的，却原来是位不读书不看报的。"他显得很老实地从口袋里拿出《人民日报》，研究员一看又怔住了，"啊！我们还没接到红头文件呢！"杨怀定于是托他打听：什么时候可以买卖，全国哪些城市可以买卖。研究员十分客气谦虚地答应了。几天后，杨怀定就弄明白了，全国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除上海外，最近的是安徽合肥市。怎样才能用最快的时间知道那儿的国库券价格呢？老杨又去查《安徽日报》（他多次讲：我的事业是从看报纸开始，报纸里边有黄金！），他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卖102--103元（因为已过了一段时间了），而《安徽日报》上介绍合肥的同种国库券只卖100元（说明当地人民急于兑现，等活钱用）。杨百万眼睛一亮，心里豁然开朗。当天，他和妻子商议后，从银行里取出了全部存款2万元，并又从亲友处借了9万元。第二天，老杨换上一身旧衣服，夹着一个旧黑包，买了张夜班去合肥的火车票，一坐就是13个小时，赶到合肥去买国库券。当时，合肥市工商银行接到上级通知，不得不买进10.65万元的国库券，正发愁这笔死钱怎么用活。杨怀定一来，就说："全买下。"女业务员一听吓一跳，赶紧请了银行经理。经理说："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杨怀定笑了，将10捆1万元一扎的钱放到了桌上，说："点钱吧。"这样一来，银行乐了，《安徽日报》的记者也赶来采访了。杨怀定只是讲了一通国券利息高的一般道理，并请他们继续按国家规定收购国债券；然后留下一句以后我还会来的就走了。

次日，他又一宿不歇地赶到上海去卖掉。辛辛苦苦第一次易地买卖国库券竟挣了1060元，而这才来回两天时间。这在上海工人人均收入200--300元的年头，可不是个小数字，杨怀定和妻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杨怀定休息了一天，又穿上旧衣服，挎起了旧皮包，再次坐夜车赶到合肥……坐夜班车多累啊，有一次打盹，他的钱箱被一伙小偷提走了，幸亏邻座叫醒了他，他追了几节车厢，才找回来--小偷说"对不起，我们提错了"。这一追把杨怀定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小偷们知道包里边有9万元，非死死地抢走不可。

他说："如果钱追不回来，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了。人生平时不起眼的某一个成功的事件，或失败的事件都可能大大改变人的一生。”

从此以后他晚上坐车再也不敢打盹了。这一来他的身体也就更累了，可是杨怀定心里却是温暖的、亮亮堂堂的，因为他知道他正在艰苦而又明明白白地奔向一个大金矿啊！就这样，杨怀定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默默无闻来回于上海与合肥之间，说心里话，他从此对铁路、对安徽都有了感情。正是通过这种理智的异地证券交易，通过这种钱生钱的特殊的长途跋涉，杨怀定皮包里的货币不久就以6--7位数计算了。但是有了钱，杨怀定心里还是不安，这么做合法吗？起先，他怕秘密泄露出去，只敢悄悄地干，但后来，他发现国库券买卖的市场非常大，就是有10--20个杨怀定也不会影响两地的价格。于是，他主不怕泄露地去求教于律师事务所。专门研究经济法的律师听了一怔，说："异地交易国库券？没听说过，待我们研究一下再回答你。"

研究的结果，完全合法。律师们说，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般总以为是当地买卖，但细细一想，两地买卖亦完全正当、合法，而且这还有利于全国性国债市场的形成。说实在的，今天中国的股票市场、国库券市场如此四通八达，遍及全国400多个城市，其渊源，其实质，和杨怀定当时辛辛苦苦地带着钱奔波于两省市间是完全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真成了中国第一个异地证券交易的勇敢的吃螃蟹者--功劳大大的！

杨怀定仍是心里不定，他想到了国家，想到了交税。我这么赚钱，该向国家交税啊！可是查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却没有关于国库券交易要征税的规定。他仍不放心，又怯生生地来到上海市税务局，找到领导同志。领导同志问："您是来补税的吗？""不，我是来问问题的。""您做什么工作啊？一般都得交税的。""但我做的事是买卖国库券，税法上没讲要交税。"领导同志先是一怔，继而又惊喜地说："你是杨怀定吧？早听说你买卖国库券发了财。"他们赶快打开《税法》一一细查，果然，没提这事。杨怀定问："是不是上边忘了？""好，我们请示一下上级再答复您。"几天后，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回电：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流通，方便群众，国库券买卖不征税。杨怀定知道后，这才完全定了心。上海市税务局的有关领导很高兴，专门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民的纳税意识》的文章表扬他，说："正当不少人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的时候，一位不必纳税的同志，却主动来请示税务局，是否要交税，这位同志--就是杨怀定。"从此，杨怀定的大名就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他有多少钱，有的估计有几十万，有的估计有上百万，于是都称呼他"杨百万"--和成都市帐子大王的名字一模一样。杨怀定听到后乐了，他觉得这名字挺响亮的，既然这样，那就叫"杨百万"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片上也公然印上这个名字。久而久之，人们反倒把他的真名都给忘了。杨百万从此开始变得引入注目起来，但他真正的更高速度的发财，还是从1989年7月14他买股票开始的。当时，鉴于1988年开始的宏观经济中的治理整顿已取得了成效，而市场上的不少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卖不出去，出现了不少工厂停工，工人拿70%工资在家下岗，市场疲软的情况--这意味着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太少了--国家决定再资进行宏观调控：放松银根，将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下来--中央电视台一天三次不停地播送这条消息，这就是说：国家在告诉人民，现在你们不必将全部钱存银行了，该去买东西啦，该去搞投资啦。

杨百万看着电视，心里想开了：银行利率下降了，流向社会的钱就会多起来，物价就会上涨，钱就会贬值，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保值呢？他想了很久，猛然心里一动，银行利率降了，说明国家鼓励居民这段时间多消费，从而不也就是鼓励工厂多生产商品、多投资吗？这么一来，股票--这种投资证券，不也就会涨了吗？想了一宿，次日早上，他和妻子一商量，说干就干了起来。上午九点不到，他就来到上海唯一的两间门面的静安证券门市部。不少人一见他，就围了上来，"老杨，多日不见了，今天卖什么？国库券吗？"他笑而不答，排起了队。营业开始，轮到他时，营业员见是杨百万以为他又要买卖国库券了。不料，杨百万一语惊人："现在还有多少种股票，多少数量待售的？"这一下，门市部轰动了。杨百万听到回答后说："按它们的卖出价计算，我全要了。"他买了面值100元的真空电子股票2000股（相当于现在的20万股）就走了。也不知是杨百万的举动提醒了人们，还是杨百万看得准，过了不多日子，股票就只有委托买进，而没有卖出的了；半年以后，股市开始猛涨，一下子就摆脱了在100多点徘徊2年多的历史，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涨阶段。--看，100元的"真空电子"涨到2200元，50元的"飞乐音响"涨到400、600元……这一样，杨百万可真发了！

但是潮涨总有潮落时，当股市猛涨，大家都在欢天喜地地炒"延中"、炒"二纺机"时，当上证指数达到1400点时，杨百万看到了乐极生悲，股市炒得太高的危险性，不久，就悄悄地抛掉股票又买回了国库券。

1992年5月，股市终于从高往下走了。同年11月，上海股市经过五个多月台票的连续下行，指数从1400点跌到了392点。有人整天悲悲戚戚；有人则因想不开而自尽了；一批很沉得住气的干部，也被跌怕了。他们派代表到专门研究股市的研究所去请教，几位青年股市分析家告诉他们，大概要跌到200点呢。这批干部听了面如土色--还要跌一半啊--回去后便纷纷"壮士割腕"了。说来也真惨，1400点不抛，900点不抛，392点了，股价跌去3/5了，损失75%了，倒来抛了。--这也正应了那句股谚："股市无专家"。但是股价狂跌到人人都绝望的时候，往往也就光明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市证交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直至国务院领导都亲自出面，召开上市公司座谈会，希望新上市公司能够拿出1/10的以股票募集的资金来托一下市，并要求股份制公司千方百计搞好内部管理，提高效益，给股民较多的汇报……国务院领导一再表示，希望上海股市要稳定……此时，杨百万也正在关注着、思考着这一切，他不是神，他是人，虽然他无法估计股市会跌到多少点，但是他意识到已经跌得很低了，至少离底部已经不远了。

于是，他亲自出马，将国库券大笔大笔地变卖成现钱。在股市一片黑暗之际，他驱车来到上海当时最大的也是人最多的交易场所--文化广场，这里有全国各地几十家证券公司的分部，每天都有几万股民进进出出。他魁伟的身材一离开小车，就立即被人们发现了，不少股民跑过来征求他的意见："老杨，还会跌吗？"他笑而不答，保安人员围了上来说："老杨，你有什么事就来个电话，何必亲自来呢？看围了多少人！"杨百万边笑边往广场的舞台上走，大群大群的股民围着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套了几个月的工人、干部、退休工人、市民，他们几个月来食不甘、眠不安，做梦都会哭起来，有的亏了几万，有的亏了几千--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时省吃俭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工薪钱！这时，他们都在密切关注着杨百万--这位最著名的平民投资者、平民金融家的一举一动。杨百万走上舞台，当众请工作人员以市价打进1万股"轻工机械"（当时仅4.5元/股）。立时，人群轰动了，"杨百万买了1万股'轻工'，杨百万开始买股票！"--当时，股市天天跌，即便是再大胆的人也只敢几百股几百股地买。事后，他对人说：当时，不能号召大家买，万一再跌下去，不是害了人吗？所以，只好"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人们，这差不多接近底部了。"

杨百万是很有悟性的，他的智商很高，又懂得体贴人，懂得人的心理，他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国务院、上海市领导、深圳市领导的关心、努力下，在各大券商及上市公司的配合下，也许是在杨百万的带动下，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及一批勇敢的人在股市黑暗之际，大胆地用自己的钱大笔大笔地买进股票。11月，"氯碱"股上市，5.4元的溢价竟跌到4.9元，绩优股"联农"竟跌到7.2元，……"氯碱"公司及深圳来的股民与上海股民一起奋不顾身地大胆吃进廉价股票……"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严寒之后是春天"--就在杨怀定买进"轻工机械"的一周后，上海、深圳股市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下跌后开始上涨了，上海股市像是报复性地以一天50点、100点井喷式的速度迅速上冲，一浪一浪地上涨，"轻工机械"七天后涨到9元多，并且一涨就涨了三个月----杨百万的收入又翻了个倍！！

杨百万平时非常注意学习，爱看报，看书。有了钱，干什么？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书，订报。他不仅买股市操作的书，买国库券交易的书，而用最多时还订了大大小小118份报纸，他说："我的事业，就是从报纸开始的。"我曾经问他："118份报纸怎么来得及看？""我从来不看花边新闻，只看经济要闻"--看，这就是辩证法，凡事要抓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了钱，他买了五套房子，这儿住住，那儿住住，因为找他的记者、朋友太多，而他则想安静地学习。时间是宝贵的，为了赶时间，他买了辆夏利小汽车。他致富不忘他人，当听说一位叫罗淑珍的妇女因受丈夫虐待而致残，濒临绝境时，即给她捐款，请了终身保姆。对此，《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法制报》都作了报道。

1994年，沈阳财经学院聘请他做金融学教授，每个月给他160元工资，他高兴又自信地接受了聘请（但这160元工资他又委托学院捐赠给了希望工程）--该把自己来自实践和书本的知识传授给同学们了。第一次讲课是在沈阳一个大剧院里，课未开始，小贩们就炒起票来，一张20元的门票炒到80元。他问小贩："为什么这么贵？"小贩们严肃地说："大名鼎鼎的杨百万来讲课，一字千金啊！再说，票子很少啊！"他们哪里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杨百万！杨百万的事迹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开后，外国通讯社中的很多记者都采访了他，其中就有美国VOA、日本NHK和英国BBC等的报道；他们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住处报道一个传奇人物，他们从容不迫儿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希望。1998年，中央电视台为了宣传改革开放而制作的大型连续剧"改革开放二十年二十人"又以浓彩重墨报道了他的事迹。

2000年10月，正在北京大学光华学院进行交流，并为研究生上"金融市场学"、为本科生上"证券投资学"的我，向光华学院提议请杨怀定在北大作报告，同学们十分振奋。当杨怀定出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最大的101教室时，这里的走廊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上海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都派人来现场采访。面对着这中国最高学府的最优秀学子的欢迎的眼神，杨百万激动地向大家回忆了自己从下岗工人到百万富翁的成长历程。当天晚上，他在未名湖畔、北大国际交流中心下榻；夜不能眠，想到自己由于"文化大革命"想读书都不成，今天却来到北大讲学，他深深地感到了蔡元培校长留下的"兼容并包"的教学精神的巨大魅力，更深深地感到了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巨大魅力。

他实在是太忙了，一年到底不停地奔波于北京、烟台、青岛、汕头……，在全国进行讲学，但他心里却是快乐的--他希望能将自己的金融知识传播给予全国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干部。他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在人类即将进入的21世纪的高科技时代，金融意识必须强化起来；金融业与工业、农业不同，它不是必须经历一个"资金 生产 销售=新资金"的过程，而是一个从"资金-新资金"的过程，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人民金融意识强，那里的金融业发达，那时的人民就一定富得快--就是21世纪，进入WTO前中国市场经济的新一课！

“杨百万”绝对是中国股市最醒目的“传奇”之一。跟很多日后有了成就的“名人”一样，杨百万只是因为“穷则思变”，开始了他“从没想到过的”人生，那时他不曾想到，有一天自己的故事会广为流传。杨百万原名叫杨怀定。

1988年以前他是上海铁合金厂的一个普通职工，干“第二职业”赚外快积累了两三万元余款。有一次他管的仓库被盗，他因出手“大方”，常买烟请厂里的工友们抽而被怀疑是监守自盗，公安局还请他“谈话”。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自尊心很强的杨怀定，他一横心就辞职了。那是1988年2月。辞职后杨怀定开始从订阅的几十份报纸信息中埋头搜寻致富的机会。4月的一天，一条“上海将开放国债交易”的消息引起了杨怀定的关注，他在4月21日开市第一天一早，买了10000元三年期国库券。“银行利率5.4%，三年期国库券年利率超过15%，为什么不买？”等到下午，很多人明白过来开始纷纷买入时，价格一下涨到112元，杨怀定抛掉了。半天时间，他赚到了以前一年的工资——800元。很快，杨怀定发现全国8个城市的国债价格差异很大，他开始日夜兼程做起了国库券异地交易。他带着全部的积蓄前往全国其他省市，在当地银行以较低的价格买入国债，然后再带回上海，以较高的价格卖给银行，赚取差价。为了赶时间，他最忙的一次七天七夜没有睡觉。

1989年，赚到了“第一桶金”的杨怀定，转身投入炒股。杨怀定的第一只股票是“电真空”。半年后，股票大涨，杨怀定在800元以上价位抛掉，净赚150多万元，“杨百万”的外号，就此不胫而走。一年后，“电真空”跌到了375元，他又买了回来。在股市行情低迷时，杨百万的“绝招”就是全部卖光，远离熊市，“2001年开始的国有股减持的四年大熊，我一直远离，直到2005年1月份，虽然四年的时间我每天还要去股市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