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之间的关联
一、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关联的理论命题与解析
1、古典两分法
对于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最早出现在古典两分法当中。传统的古典两分法的基本观点认为货币经济与实际经济是两分的，认为货币等名义变量与产出等实际变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当经济系统的实际变量达到均衡以后，如果所有名义变量发生相同尺度的变化，此时并不能影响经济系统所有实际变量的原有均衡状态。如果古典两分法成立，那么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将是完全独立和两分的，此时名义经济规模的变化对实际经济规模没有任何影响。在古典两分情形下，一定会出现实际货币余额、实际利率和实际工资等实际变量的稳定状态，此时外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也将出现长期无效现象。因此，如果认为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则意味着短期内古典两分法并不成立。
2、 货币变量中性和货币变量超中性
所谓的货币变量中性是指经济系统当中名义货币存量的变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均衡没有影响，即名义货币存量从一个水平变化到另一个水平以后，由于价格和工资等的灵活调整，导致实际货币余额、实际工资和实际利率等未发生持久性改变。所谓的货币变量超中性是指名义货币供给的调整速度，即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对经济当中的实际均衡没有产生影响。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改变无法影响实际利率(进而无法影响投资需求)等因素，经济系统的实际均衡无法产生持久移动。无论是货币变量中性还是超中性，都与时间的长短有关，都是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之间关联方式的体现。如果货币变量中性成立，那么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之间在规模上就将出现完全的脱节；如果货币变量超中性成立，那么任何货币供给的加速或者减速变化，只能形成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而实际产出的均衡状态仍然无法受到影响，此时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在活性上也没有长期关联。
3、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关联的实证检验
目前对于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关联的检验，主要集中在名义经济规模(金融发展)和名义经济活性(名义变量变化幅度，特别是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变化)对于实际经济运行的影响上。主要经验和实证工作包括：一是具体判断货币供给与实际产出之间的关联，以及价格、工资和利率等中介变量对于货币和产出之间作用的传导机制；二是判断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当中名义经济与实际经济之间的关联性，主要研究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等变量之间的替代机制；三是判断基于古典两分法、货币中性、卢卡斯批判等命题基础上的经济政策作用有效性，并且评价各种经济政策工具的选择标准和政策规则；四是通过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关联，度量国家经济风险，监测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传导和转移渠道，进行适时的风险管理。
4、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
选取不同的代表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的指标，从规模和活性两个层面入手，对于两种经济形态在经济增长新阶段和经济周期新态势下，展开定量描述和计量检验。
二、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关联的模型结果和实证结论
通过不同角度对实际经济形态和名义经济形态之间的关联性和影响性进行检验，成果获得了如下理论模型和检验结论上的进展。
1、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的关联存在多种渠道和表现形式，实际收入和财富累积是实际和名义经济活动的双重结果，产出和就业等实际数量、价格和工资等名义尺度均受到实际和名义经济的双重约束。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不仅是实际要素投入——产出的调整过程，也是名义要素与实际要素结合的过程。经济当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形成、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等，均基于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之间的关联和影响。模型分析表明，在大多数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当中，无法灵敏地体现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的关联，因此需要从货币传导、价格粘性等角度进行必要的模型扩展，在货币框架下描述和模拟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
2、经济波动是名义与实际经济之间冲突的结果，是名义和实际因素之间替代和约束的失衡体现，市场出清和经济均衡是实际与名义经济的双重均衡，名义调整和数量调整都是经济波动的体现形式；价格波动和经济泡沫是名义与实际经济之间脱节形成的；供给短缺或者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或者资本流动约束等均受到实际与名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形态之间关联的相依性表明，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和作用渠道：名义经济对于实际经济具有正向作用，实际经济对于名义经济具有反馈影响。因此，经济政策工具选取和目标确定也应该采取动态调整机制。
3、名义经济是实际经济的符号表示、流动性媒介和规模度量，实际经济是名义经济的物质基础、扩张源泉和最终归属。实际与名义经济之间的影响具有放大、缓冲、吸收和转移等方式，并且将体现出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等特征，名义经济对于实际经济具有时间累积、中介替代和规模约束等影响，而实际经济对于名义经济具有规则化反馈、加速—乘数和方向引导等作用。经济政策和政策工具均应以调节实际与名义经济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为出发点，以此可以进一步度量经济形态的流动性和各种 “陷阱”假说。
4、成果研究的实证结果：一是我国经济当中，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不仅存在水平值上的影响，而且存在活性上的“溢出效应”；二是我国经济的货币—产出之间的相关性，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并且发生了关联方式的改变；三是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的关联当中，价格水平和利率等中介变量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这为政策工具选择和操作提供了基础；四是我国经济当中存在显著的正“托宾效应”(即通货膨胀波动对于产出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意味着通货紧缩也形成了显著的社会福利成本；五是度量了我国经济增长在险水平(GaR，Growth at Risk)，并判断了风险水平与增长率之间的正向作用，为国家风险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管理工具。
三、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关联的主要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
1、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划分和判断给出了新的指标和尺度。成果研究过程中，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的观点：将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是由若干个相似的经济周期形成的较长经济发展过程，它具有与经济周期不同的非重复性和不可逆性，对于经济增长阶段性的判断、控制和选择难度远远超过对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判断、控制和选择难度。划分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可以将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的名义效果和实际作用、经济的名义调整和数量调整等问题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成果认为，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和实现。在1992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的双重膨胀，直接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1997年至今出现的“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由于名义经济规模和活性的相对降低，导致了经济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增长期，同时价格水平变动进入了轻微紧缩的过程当中。在上述经济增长阶段性划分假说下，能够更加清楚地判断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并对经济增长趋势给出合理的预测和选择有效的经济政策的调控工具。
2、揭示和描述了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周期形态。该成果提出并解释了两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鲜明特征，一是经济“软着陆”所形成的拖长尾部，二是我国具有新的增长态势——经济已经出现的“软扩张”。经济长波是在经济增长阶段性过程中实现的，具有高速增长的初始阶段、快速增长的主体位置和稳定拖长的发展轨迹。只有以实际与名义经济的关联为基础，以总供给和总需求形成为标准，才能够准确地预测和描绘我国增长型长波的时间区域和主体水平，这是经济增长出现平缓甚至开始翘起尾部的重要启示。同时，2003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1%的近年新高，意味着我国经济当中一轮具有“软扩张”特征的增长阶段已经悄然来临，名义经济快速膨胀所产生的经济“反弹效应”开始出现，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经济深层次问题的逐步解决，将促使这轮经济的“软扩张”得以巩固、持续和实现。成果认为，我国即将出现的经济“软扩张”，其意义和作用与已经实现的经济“软着陆”具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和匹配，是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协同变动和相互影响的一个新阶段，将对我国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重要影响。
3、对经济政策作用机制、传导机制和风险机制的定量分析。基于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的影响和关联，成果对于经济政策作用机制、传导机制和风险机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分析和判断。主要体现在：(1) 通过建立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关联和影响的模型体系，可以解释我国经济发展轨迹的特征和经济运行态势，从实际供给和名义需求角度论证有效需求不足和价格向下灵活的原因，从根本上分析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成因，进而判断经济周期弱化和经济长波形成的条件。(2) 利用多种计量方法，给出了一些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典型化事实，例如经济周期分界、经济阶段转移、诸多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名义冲击和实际冲击的持续性和暂时性等，这些事实既是对于我国经济现象的深刻揭示，也是检验和校正经济理论的基础。(3) 具体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与反馈时滞、周期性与有效性，对于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传导媒介的价格、利率和工资等动态变化，给出了在期限结构和协整关系等方法上的论证，并论述了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关联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基础。(4) 发现无论是名义经济中的波动性(货币供给中的不确定性)、传导媒介中的波动性(通货膨胀率中的不确定性)，还是实际经济中的波动性(产出当中的不确定性)，它们之间均存在显著的二重性特征，即长期过程中具有无关和两分的倾向，短期过程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这意味着适度经济波动和价格膨胀，在导致名义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够带来实际产出的增长效应。这支持目前继续保持顺周期经济政策操作、适度扩张私人部门投资规模、增强政策组合中货币政策积极色彩、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兼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