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示效应的内容　　

告示效应真正被重视、并作为政策操作手段始于新西兰储备银行。新西兰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面临高达二位数的通货膨胀；为了降低通胀率，其率先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Targeting)的货币政策框架。在具体操作中，新西兰储备银行发现，只要不断提高政策的可靠性和透明度，利率目标的实现很少需要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干预。在西方学者较早的文献中，各国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对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成为其主要的研究着眼点。Guthrie & Wright(2000)在研究中证实，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要新西兰储备银行一公布其目标拆借利率，市场实际利率就会迅速地靠近并实现这一利率目标。因此，新西兰储备银行通过出版《通货膨胀报告》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等方式向公众及时透露政策信息，并有意识地将告示操作纳入其货币政策框架内(Selva， Oscar，1999)。在此之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开始重视告示操作的作用，甚至在货币政策的设计中将其作为独立的操作工具。Meulendyke(1998)和Hanes(1999)在研究中指出，自1994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就不再是控制联邦基金利率的必要政策手段了；与此对应，告示操作在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Siklos&Bohl(2004)通过建立模型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告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利率调控中的作用相比，货币当局与公众交流所产生的告示效应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Jones，Lin&Masih(2005)利用英国货币市场利率和证券指数期货价格等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无论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还是证券指数期货的价格，都与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图告示或重要信息公布高度相关。当然，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同时表明，告示效应与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之间有极强的互补性，并且，告示效应在中央银行稳定或控制通货膨胀、汇率等经济变量时也十分有效。基于此，Siklos&Bohl(2oo4)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应当有意识地利用告示效应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效率 。

告示效应的作用机制　　

从西方各国中央银行的操作实践来看，告示效应主要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预期来发挥作用。在实践中，中央银行通过公布短期名义利率目标来向市场主体传达政策信号，若市场上的实际利率背离了这一目标水平，则中央银行将威胁使用公开市场操作以调整利率到意愿水平上；因此，告示效应对市场利率水平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威胁的可信度。　　

中央银行的告示操作成本大小取决于其实现政策利率目标的决心或其威胁的可信度，这实际上指中央银行的信誉度或责任性；而中央银行的私人信息则指其政策利率目标中未被公众预期到的部分，换而言之，中央银行的私人信息的变动可对应为其透明度状况；由此可以得出，责任性和透明度状况是中央银行选择告示操作的两个基础条件。因此，在实践中，中央银行的责任性和透明度状况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告示效应的作用效果，这一推论已经被西方各国近年来的告示操作实践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