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牢问题与合作竞争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套牢问题”不可能在市场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唯一的出路是一体化，即让供求双方以收购兼并或联合的方式合为一体，使原来的外部市场关系内部化。但一体化企业制度本身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汽车厂把所有（或许多）生产配件的企业都收归自己旗下，规模必然过于庞大，导致管理效率降低，成本增加。
然而，在现实中，近年来诸如日、美等国的汽车企业都是以分包等市场合同形式筹集零部件供应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的效率也很高。他们是如何克服“套牢问题”的呢？研究发现，日、美等国汽车业通行的并不是一般的市场合约，而是一种以长期合同为基础的“准市场”模式。经过长期背信弃义、以邻为壑式的“理性”博弈，人们发现，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利益迟早会受到类似的报复。从长期来看，得益和损失大体相当。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人们开始选择合作与互利，把短期的一次性市场合同关系变为长期合作、密切协调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双方虽然仍保持着市场合约关系，但这种合约关系具有了长期稳定、互利合作的特点。配件厂可以放心地进行专用性投资而不用担心遭到解约或被“套牢”，整车厂也可以期待零部件厂对自己的需求给予全力配合，保证连续稳定地获得优质零部件供应。这种做法目前在西方国家日益盛行，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套牢问题”的合作解决，表明市场经济并不是只讲理性、只顾效率的，其中也有许多互利合作与双赢的基因。对市场经济中的个体理性不应当过分夸大，不应当片面理解，如果一切从个体利益出发，只讲合法不讲合情，完全不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情感，从长期来讲也未必能带来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今天，有些人却念念不忘经济人理性，把个体效率的追求扩张到极致，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我们是在搞市场经济。一个新鲜的例子是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很多银行放假停业。从理性上说，银行的做法没有任何违法违规之处，可能还是一种合理的商业行为。但是，这种做法却在消费者的信任、感情上失了分。一旦消费者将来有了更多选择，他就会不带任何留恋地弃你而去。这在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绝不是什么好信号。不仅如此，即使从理性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已明显落伍于代表时代潮流的既竞争又合作的观念。
套牢问题的案例
重庆杨武与吴苹夫妇，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全国乃至世界都开始关注这一事件。民众、法学家、新闻人，讨论的热热闹闹。作为一个学过一点经济学的人，我试图完全以经济学的眼光，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点分析。
说杨吴夫妇在折迁过程中，借助开发商已经投入的成本，要价太高，不道德，对他人不公平，是这场争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其实，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是很普遍很正常的行为，经济学称其为敲竹杠，或者是套牢（hold up）。
一个简单的套牢交易例子，可以加深印象：
假定一个项目，甲方已经投入了100元，还需要乙方的投入10，否则这个项目就无法开工。如果乙方不投入，则项目不能开工，甲方的投入也不能收回，甲方将损失100，这时，乙方可以要求甲方向自己支付一定的款项才投入。这时乙方可以要求甲方支付多少呢？他可以要求甲方支付比100元稍微少一点的钱，比如99.99元。因为支付比不支付好，所以甲方会支付99.99元。这就是套牢。一个投资者，防止这件事的发生，是一个正常的投资策略问题，而你没有考虑到，怪得了谁呢？
如果用套牢情况分析这次钉子户事件，那就是，在开发商与当地住户的协商过程中，是一户一协商的，它只要与其中的一户达到协议，那么他的套牢行为已经开始了，随着他与后面的住户达到协议的越多，他被套牢的程度就越来越高。因此越晚达成协议的住户，那么获得的交易价格就会越高。所以，在与开发商达到协议的过程中，越晚达成协议，对自己越有利。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交易现象，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如果你没有预计到这种情况，或者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行为 (应对措施很多)，那只能说明你本来就不应从事这种交易，一旦你介入，那你就应当遵守游戏规则。
我们再举一个相似的更最常见例子，那就是股东对一家公司的收购。如果一家股东因为预计到自己完全掌控一家企业会提高企业价值时，就会收购这家公司。而其他股东预计到收购会提高股票业绩时，在出售股票时，就会提高股价，结果使得收购方就无利可图，最终收购行为有可能不成功。这就是由 Grossman & Hart(1980)的著名文献的主要思想。
结果，对于一家上市公司，如果有人想收购，那么，他就要对这家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提出要约，按照预先规定的价格收购所有愿意出售股权的股人的股票。如果所有持股人都认为出价不合理，则要约收购将失败。
因此面对存在套牢可能性的交易，确实存在着低于最优交易水平的情况。那么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是求诸于第三方，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吗？非常遗憾，对于这个问题，产权理论没有为第三方的介入，留下丝毫空间，市场规则，无情地把第三方一脚踹了出去。经济理论对于交易价格，从来没有合理的价格一说，只有均衡价格，评估价在所有的经济理论中，从来就没有成为均衡价格的资格。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理论大师，法学大师，竟然在这上面犯了错误。
有人说，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所有，政府是代管人，所以作为代管人的政府有权力确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现代产权理论，恰恰说明这种产权配置的不合理性。产权理论认为，如果一个项目需要两个投资方，缺一不可，那么，最合理的产权安排方式，就是这一项目，由一方拥有。拿土地和房子来说，要使房子有价格，需要土地，也需要为建房子而付出的投资。没有土地就没有房子。那么，合理的产权配置就应当由房子的一方同时拥有土地。对于产权理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我一直以为，产权利理论的目的，在于明晰产权。然而，当我自己对产权理论学习后发现，我被误导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明晰产权，而是研究产权如何配置，才能够克服因为套牢而引起的投资不足的情况。把房屋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开，这是一种非常荒谬可笑的产权分配制度。有人说，没有土地难道要房子飘在空中？这是对这种荒唐的产权配置政策的绝妙讽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根据产权理论，资产所有人有最终裁决权，那么，土地所有人的代理人政府是不是有最终决定权呢？回答是否定的，所有人的最终裁决权，并不是绝对的。他只能对合同未规定的内容实行裁决权，对于已经在合同规定的条款，所有权人已经失去了最终裁决权，他必须按合同办事，这就是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内容，也是产权理论的内容。就此房地产来说，关于土地的使用权已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不属于合同未规定的情形，土地所有权代理人的政府，已经不能借所有权来行事权力，他必须按合同进行行事。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产权理论也不支持所谓的合理价格。什么是公共利益？从产权理论角度看，就是实现效益最优化的投资，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投资。套牢使得投资不足，但是通过第三方的介入，引入所谓的评估价格，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就能实现最优投资了吗？这显然是一厢情愿，产权理论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样的解决方案。其实稍微想一下，我们可以知道，除了市场，我永远也不会找到另一个机制，能够发现合理的价格。当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这一价格定得过低，则会引起投资过度，同样不符合公共利益。我国的房地产投资那么旺盛，已经说明土地价格过低，引起了过度投资，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同样，经济学从来就没有认为过，政府天然地代表公共利益，政府是一个博弈场，永远代表在博弈中最有话语权人群的利益。如果一个人群在博弈中没有话语权，那么这个人群在政策制定中其利益就会排在最未位来考虑。
那么对于重庆这件事，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呢？从产权角度看，一个合理的机制可以这样，由当地小区的住权人，以土地所有权入股，组成一个项目公司，筹集资金，委托建筑企业建设楼房。或者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股权进行买卖，如果建筑企业想占有收益，他可以收购项目股东的股份。这种方法既简单又明晰，但是面对土地出让金这个天外横财，政府会放手吗？
因此，可以说，这次钉子户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套牢交易的行为，解决套牢交易并不是求诸于第三方。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第三方确定的公平合理价格，而只存在均衡价格。房屋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的产权安排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制度安排，是这次事件的发生的根源，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产权安排的重要性。即使政府拥有土地管理的代理权，他也没有权力行使最终裁决权。
如果说投资能够带动周围人的福利提升，这属于投资的外部效应。如何将外部效应内部化，始终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难题。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对于外部负效应，则向产生外部负效应的单位收取费用，如对于污染企业收取污染费。而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单位，政府则提供资助，以达到最优的社会福利。从本案来说，应当具有正的外部效应，政府理应对其进行补助，现在政府不但从中获得土地出让金，而且要损害原住户的利益。这种匪夷所思的政策，确实不是经济学所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