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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学上把一个有风险的投资工具的报酬率与无风险报酬率的差额称为“风险溢价”。
投资学风险溢价
以投资学的角度而言，风险溢价可以视为投资者对于投资高风险时，所要求的较高报酬。衡量风险时，通常的方法就是使用无风险利率(Risk-free interest rate)，即政府公债之利率作为标准来与其他高风险的投资比较。高于无风险利率的报酬，这部份即称为风险溢价高风险投资获得高报酬，低风险就只有较低的报酬，风险与风险溢价成正比关系。
保险市场风险溢价
保险市场的定价深受风险溢价的影响。将风险溢价列入考量，订出最适合该保险之保险费用。每个人能接受的溢价程度不一，影响的因素在于此人是否为风险趋避者，若是风险趋避者，因为对于风险的接受度低，因此在公平保费之外，比一般人愿意付出更高的金额以获得当发生风险时能得到确定的收入。但当风险溢价加上公平保费的价钱超过未保险时，可能因风险产生折损时的收入，此时风险趋避者就不会想要购买此保险。
债券风险溢价
投资者购买债券，均预期债券所给予的回报率会高于银行存款，因为购买公司的债券要承担风险。由于承担额外风险而要求的额外回报，就称为“债券风险溢价”。
股权风险溢价
股权风险溢价ERP(equity risk premium)是指市场投资组合或具有市场平均风险的股票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率的差额。从这个定义可看出：一是市场平均股票收益率是投资者在市场参与投资活动的预期“门槛”，若当期收益率低于平均收益时，理性投资者会放弃它而选择更高收益的投资；二是市场平均收益率是一种事前的预期收益率，这意味着事前预期与事后值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研究文章
背景
“风险溢价”的两个不同含义需要注意的是，“风险溢价”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事后的(ex-post)或者已实现的风险溢价，这是实际的、通过历史数据观察得到的市场收益率（以指数收益率代替）与无风险利率（通常以政府债券收益率代替）之间的差值；二是事前的(ex-ante)或者预期的风险溢价，这是一个前瞻性的溢价，即预期未来的。
风险溢价或者以当前经济状态为条件的条件风险溢价。这两个风险溢价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在1989 年末的日本股市，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繁荣，股价相对于其内在价值来说很高，P/E 超过60 倍。显然，这时的股权成本很低，也就是事前的风险溢价很低，而事后的或者已实现的风险溢价却很高（接近10%）。相反，在经历了一次大的股市萧条之后，事后的风险溢价很低，而事前的风险溢价却可能很高。这是由于股票收益率存在均值回归。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两个风险溢价哪个更重要呢？显然，这取决于投资周期。投资周期足够长的话，风险溢价就可能与历史数据中得到的风险溢价相近。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的风险溢价是第一种含义的风险溢价，即事后的或者已实现的风险溢价。
风险溢价研究框架及发展
对于风险溢价的研究，现存文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用一般均衡理论解释两种资产（股票与无风险资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近年来，大部分关于股票和债券收益的一般均衡研究都受到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的影响。根据该理论，股票相对于债券的高收益反映了这两种资产与消费之间协方差的不同。相对于债券收益率，股票收益率更容易与消费同时波动，因此，股票并不是一个好的预防消费波动的保值工具。这样，要使投资者愿意持有股票，就需要一个风险溢价。Kocherlakota(1996)对这方面的文献作了一个述评，他认为美国股市风险溢价的价值至今仍是一个谜。
二是在部分均衡框架下研究这两种资产收益率与可能的变量之间的实证关系。特别地，这方面研究更多地集中于能否预测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测股票市场相对于债券市场的波动，因为这对于有效市场假说(EMH)具有重要意义。这方面的文献表明，一些财务比率，如股利价格比、市盈率以及短期利率、长期利率可能对股权风险溢价具有预测力（参见Lamont, 1998 和Blanchard, 1993）。如果能够对相对于债券收益率的股票收益率进行预测，那么这与有效市场假说是相反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证券的价格无法通过其自身的过去值或者其他变量的过去值来预测。
在风险溢价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风险溢价之谜”，这一概念是Mehra 和Prescott(1985)首次提出的。他们指出，采用历史数据得到的风险溢价(7%左右)远远大于采用C-CAPM估计得到风险溢价(1%左右)，无法单以高险厌恶来解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大量的文献试图对“风险溢价之谜”进行解释。这方面文献在以下方面进行了研究：高风险厌恶、市场分割、非标准性效用函数、幸存偏倚、不完全市场和交易费用等。但是这些研究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至今“风险溢价之谜”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近年来，风险溢价研究已经成为主流金融学期刊的一个热门主题。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Claus 和Thomas(2001)采用异常收益模型（或剩余收入模型），研究风险溢价的一个合理上限。相对于红利增长模型，异常收益模型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信息，以降低人为设定的增长率的重要性，同时缩小可允许的增长率的范围。他们得到的风险溢价仅为3%。
Fama 和French(2002)采用红利增长模型和收益增长模型对美国股市（1951-2000 年）的风险溢价进行估计，这两个模型得到的风险溢价分别为2.55%和4.32%，比采用平均股票收益得到的估计值（7.43%）小得多。他们认为，前者的估计更为可靠，因为(1)采用红利增长模型和收益增长模型得到的估计值的标准差较小；(2)这两个模型对于1872-1949 和1950-1999 得到的夏普比率相近，而平均股票收益得到的两个夏普比率相差太多；(3)采用红利增长模型和收益增长模型得到的预期股票收益率与净值市价比小于1 相符，而采用平均股票收益则相反。
Pastor 和Stambaugh(2001)采用贝叶斯方法，对市场超常收益存在结构性突变条件下的风险溢价进行估计。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风险溢价进行估计时引入经济理论和直觉知识。包括：风险溢价与波动率之间的正相关；风险溢价与股价之间的负相关；风险溢价的变动区间不可能太大。
股权风险溢价
第一，股权风险溢价是一种幻觉，经验数据是错误的，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消费基础上的资产定价模型，而是错在夏普比率的经验估计上，历史数据高估了实际的风险溢价。
第二，高风险厌恶指投资者比经济学家估计的更厌恶风险，如果风险厌恶的相关系数是100，那么风险溢价之谜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非标准的效用函数，以消费为基础的标准资产定价模型是建立在各期的效用只取决于当期的消费量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一假设将模型过分简单化了，为了使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经济学家建议使用非标准的效用函数，但是Cochrane(1997)认为，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低风险模型，能够使股权风险溢价、真实利率稳定性和几乎不可预测的消费增长率保持一致。
第四，投资者的差异，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我们一般假设：典型投资者，即在未来证券投资收益的问题上，所有投资者的投资理念相同，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也相同，而且市场也是按投资者完全相同来进行定价的。这一假设抹杀了投资者之间的差异，包括：教育背景、资金数量、投资者心态等因素。投资者无差异这一假设不符合现实，那么或许正是投资者之间的差异造成了过高的股权风险溢价。